□徐英瑾/哲學學者
  直覺判斷和反思性的數理推理,各自都有自己的專長,前者應對於信息匱乏情況下的簡單任務,後者應對於信息複雜情形下的複雜任務,二者都不可偏廢。但直覺和反思性推理,至多也只是幫助我們減少自身些許無知的兩項工具而已,卻無法在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有限性。
  在人類決策的過程中,直覺判斷和理性推理的地位孰輕孰重,一直是一個頗值得玩味的問題。先拿根據歷史真實資料改編的美國電影 《點球成金》來說事吧。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美國某棒球隊經理人比利面臨球隊連遭敗績的局面,下決心對球隊人員進行調整。但由於資金有限,他只能用有限的資金去聘請那些“有潛力”的二三流球員,寄希望於從中能冒出一兩匹黑馬。但到底誰才可能是潛在的黑馬呢?比利找了耶魯大學經濟學碩士彼得來做他的幫手。彼得的專業是經濟數據分析,和棒球似乎風馬牛不相及。但在他看來,凡是有海量數據的地方就有數理統計分析施展的舞臺。本著該思路,彼得研究了大量二三流球員的上壘率等數據,將其和優秀球員的相關數據比對,由此為比利遴選出了候選隊伍的名單。不料由此被選出的新球員卻入不了球隊教練組的法眼:因為根據他們多年的職業生涯所形成的直覺判斷,這些所謂的黑馬都是些不可雕琢的朽木。頂著教練們的巨大壓力,經理比利果斷啟用了這些“朽木”,併在經歷一段挫折期後,終於帶著球隊殺出了低谷。此後,數據分析便在美國體育界大行其道,不受數據支持的直覺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冷落。
  這部電影到底向廣大的企業管理者(和其他各種類型的決策者)傳達了怎樣的信息呢?是不是所有的決策者都得向比利經理學習,雇佣一幫子統計學專家,事事都通過數理模型來“預卜先知”嗎?但信任人的經驗和直覺,卻也是中國管理文化的一個顯著的本土特色。難道這些特色都是必須被剋服的缺點嗎?
  對於這個問題,正反兩方似乎都有話可說。對人類直覺抱有懷疑態度的人,或許會提起意大利認知心理學家皮埃忒利-帕爾瑪里尼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一部暢銷書,書名為《不可避免的謬誤:推理錯誤是如何統治我們的心靈的》。在書中他大肆為如下觀點進行游說:我們人類的心靈犯有“七宗罪”,它所做出的盲目的概率推理使得我們在賭博中輸錢,使得我們在人生規划上陷入思維陷阱,使得我們對他人做出錯誤的判斷。譬如,美國猶太裔心理學家特費斯基和卡內蒙的相關研究表明,大多數心理學測試在特定的問題處理情景中進行非確定性推理時,往往會違背一條最基本的概率推理原則:兩個事件的合取式的成真概率,肯定會小於其中任何一個單獨事件的發生概率。由此導致的推理謬誤,在相關西文文獻中就被稱為“合取謬誤”。由於合取謬誤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之普遍,因此我們似乎也就有理由相信,對於大多數沒有經過專門的概率論思維訓練的日常百姓而言,他們對不確定性事件的預測機能是非常不可靠的。
  然而,對人類直覺的可靠性還抱有溫情的人似乎也應當能夠找到自己的論據。第一個論據是:直覺推理和知覺判斷之間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為二者都不訴諸於清晰的概念反思而起效),而基本上沒有人認為人類的知覺機能是不靠譜的(比如,只要你的眼睛沒有啥毛病,光照也相對正常,那麼你的視知覺系統就應當能夠比較正確地識別出物體的顏色)。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直覺判斷能力也應當能夠分享我們的知覺機能所具有的上述可靠性。
  第二個論據是:我們的直覺系統很可能也是一個統計學系統,其統計運作規則或許是符合現代統計學的基本原理的——只是我們自己的大腦對這一點毫無反思性意識而已。這裡需要註意的是,從哲學角度看,一個系統的運作是否按照某些科學規律來運作,並不取決於該系統是否對此有自覺意識。舉個例子說,恐怕沒有人懷疑信天翁的飛行活動是符合流體力學所描述的那些規律的,但這並不意味著信天翁是懂流體力學的。按照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設想我們的神經元組織就是按照某些統計學規律對融入的輸入進行處理的,如用來描述物理刺激和心理變化之間關係的韋伯-費希納定律,儘管我們未必學過韋伯-費希納定律。若這個觀點是成立的話,那麼直覺判斷和統計學分析之間的界限也就變得模糊了。
  第三個論據是,我們人類對於不確定事件的直覺判斷伴隨我們的先輩走過了非常漫長的採集—狩獵時代,而被自覺構造出來的統計學知識卻是在近代才得到建立,併在全球得到傳播的。倘若直覺判斷真的這麼不靠譜的話,那我們的祖先又怎麼可能經受得住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的嚴酷考驗呢?
  第四個論據則相對具體化一點。對於某些決策任務來說,直覺感受可能就意味著結果,而不是獲取結果的推斷過程。舉個例子,在《非常勿擾》節目的舞臺上,女嘉賓必須對第一次見面的男嘉賓給出直覺判斷,並根據此判斷來決定是否“滅燈”。很多人或許會認為這樣的“滅燈”決策是不理性的,因為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女嘉賓的大腦還無法對男嘉賓的背景知識進行清楚的梳理和整合。但換個角度看問題:難道女嘉賓在人海中尋尋覓覓的,不正是那些一眼看上去就能夠打動其芳心的佳郎嗎?儘管具有此等眼緣的男性未必就一定是理想的夫婿人選,但直覺層面上獲取的此類好感,未嘗不可以被視為理想夫婿出場的重要心理指示。不管怎麼說,你要找一個一輩子看著順眼的另一半,那麼他或她至少得第一眼看上去比較順眼吧!再從認知心理學角度看,幾秒鐘內形成的“眼緣”雖然無法涵蓋男嘉賓的社會背景信息,卻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女嘉賓大腦中那些匿名的“直覺統計師”的工作:這些神經組織對男嘉賓的視覺信息進行高效的並行處理,並迅速地將其和女嘉賓心目中的理想型進行比對,最終釋放出了正面的或者負面的電信號反饋。因此,由此得出的“整體印象分”,可能也是某種複雜的信息處理的最終產物,只是人類主體對此渾然不知罷了。
  讀者或許會問了:直覺判斷這麼好,那麼為何美國的體育界在遴選人才的時候還那麼依賴數理模型呢?難道《點球成金》這片子是在誤導大家嗎?
  也不能夠這麼說。直覺判斷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取決於你交給直覺判斷機會去完成的任務的性質。我們前面已經看到了,我們人腦內的很多神經組織,的確可以被視為一些匿名的小小統計師。這些經由自然選擇機制而形成的自發統計功能,主要應對的是採集—狩獵時代的某些特定的任務,如尋覓配偶、尋找食物、撫育子女、團結部落成員,等等。雖然應對這些任務的能力現在還遠未失效,但需要看到的是,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我們人類所要面對的任務的廣度和複雜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採集—狩獵時代。譬如,你怎麼在幾萬份求職者的海量信息中遴選出具有潛質的候選人呢?你如何在一個很大的樣本空間中對具有特定性質的某類事件的發生幾率進行預測呢?很顯然,現代社會中信息的海量性和種類的複雜性將逼迫人類發展出專門的統計學工具對其進行專門的處理,而在這種情況下,對於直覺的無原則依賴則無疑會讓我們吃苦頭——因為這就等於要讓我們的古老直覺去處理那些對其而言全然陌生之新任務。
  由此看來,直覺判斷和反思性的數理推理,各自都有自己的專長,前者應對於信息匱乏情況下的簡單任務,後者應對於信息複雜情形下的複雜任務,二者都不可偏廢。當然,有時候我們也的確會遇到在兩者之間難以取捨的尷尬。比如,倘若你的理性推理告訴你,繼續持有某支股票是有道理的,但是你在與此同時卻產生了“繼續持有這種股票不安全”的直覺——這時候你該不該拋掉股票呢?不得不承認,不同人會在這一場景下做出不同的選擇(這在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相關的直覺本身的強度,以及別的環境變量)。但從哲學角度看,承認這種不確定性本來就沒有啥丟臉的,因為我們人類本身就是一類有限的存在,而無法獲取對於世界的絕對充分的知識。因此,直覺和反思性推理,至多也只是幫助我們減少自身些許無知的兩項工具而已,卻無法在根本上改變我們的有限性。  (原標題:直覺判斷在多大程度上是“靠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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